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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记章石承先生

2018-10-11 09:4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汪晖 阅读

汪晖:白天在夜中奔驰,照拂着明暗之间的人们


白天在夜中奔驰,照拂着明暗之间的人们。对于石承先生,所能记起的也多是匆匆的人影,我觉得我似乎从未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也许明暗之间的人,也就是些影子罢。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样的文人,终至成为影子的呢?

明暗之间——记石承先生

(原文刊载于《读书》1995年第1期)

文 | 汪 晖

白天还在北欧的夜空挣扎,不肯退入黑暗。我知道很快又是黎明。斯德哥尔摩的夏日,天长夜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夜,不过是明暗之间。这景象让我想起鲁迅的谶语,我最喜欢的句子:“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我于是想到那些曾经在“明暗之间”仿徨的老人,那些早已退入黑暗的影子的故事。

章石承先生当年在新北门家中书房内

章石承先生当年在新北门家中书房内

得到章石承先生的死讯是一九九〇年夏天,那时我正在秦岭深处的商洛山“了解国情”。也在那一年春天,我的另一位导师唐弢先生病重住院,没有再清醒过来,一年多以后病殁于北京。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先后辞世。我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浪,过着没有导师的生活。

石承先生是江苏海安人,一九一〇年生,原名章柱,号澄心词客。我在少年时代就知道他工于填词,因为我们是邻居,都住在扬州师院新北门宿舍的大院里,他和我的母亲同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革”时代,那时知道他是“历史反革命”,又不甚严重,究竟为的是什么,并不确切,我也从未问过他。虽然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但他的风度依然。听我母亲说,章先生年轻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我于是觉得他那种谦恭的姿态得自他的留洋经历:躬身,颔首,一丝不苟。“文革”之后自然没有问题,我的印象中,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总是风度翩翩,他的夫人夏云璧女士总说,石承先生像个外交官。

我在一九八二年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那时他七十二岁,头脑尚清楚,只是记忆力已经不甚好。即使如此,看起来也仍然鹤发童颜,带着金丝眼镜,穿藏青色哔叽中山装,走路的姿势有力而端正。

老人爱说过去的事,我于是知道他早年就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却又在中文系选修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三十年代在东京时,学过外国文学和电影,也是中国诗词的研究生。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为了抗议日本的侵略,辍学回国。他慨叹说,那时没想到这一走竟再无缘日本,可惜的是许多书托给了房东,终于如泥牛入海。章先生的藏书在扬州是有名的,我每次到他的书房,看着四边堆积的书,一天天压迫起来,最终先生的书桌仅剩一小块可以写作的地方。

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发表新诗和旧诗,出版过《石承的诗》《耦香馆词》和一些抗战小说,与石灵等诗人相熟。上海“孤岛”时期,他离开上海,回到他的家乡海安曲塘,创办成达中学,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许多从上海逃出来的文化人就在他的中学里教书,我所知的有周煦良(外国文学学者,扬州“小盘谷”主人)、孙石麟(即诗人石灵)、许逸民(历史学者,后任教扬州师院,“文革”中冤死于狱中)等人。那时他的学校的位置在国、共和日本人三方地盘的交界处,所谓明暗之间,国、共两方面与他都有联系。我记得他说起过当时“联抗”的领导人如彭柏山、黄逸峰,他们有秘密的交往和公开的合作。比如他曾与彭柏山将军(“联抗”政委)合作编辑文学刊物《文学者》,与黄逸峰将军(“联抗”司令)的叔岳李俊民(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共事,担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为主任)。可能因为这样的经历,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任镇江《大众日报》社社长,兼镇江文联主席。不过,我猜想,也因此,自那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他颇受疑忌。我曾读过他的一首《声声慢》,是五十年代末重回当年学校旧址时的情景:斜阳衰柳,冷落鸥盟;数椽茅屋,遍长苍苔;全没有旧时豪情,多的是袖染淄尘,凭添双鬓的慨叹。最后是:“倾浊酒,且浇愁,沉醉未醒”。

石承先生是现代文学专业的导师,我也读过他写的《鲁迅作品中若干问题的初探》,但他自己更喜好的是古典诗词。除了故世后才刊行的《扬州诗词》(与夫人夏云璧女士合作)外,他还著有《李清照年谱》《陆游诗选》等,但迄未刊行于世。他不单诗词写得好,而且与学生谈话,也总爱说些“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之类的意境,念起来抑扬顿挫。他也特别喜欢中国的女作家的作品,古代的如李清照,现代的如萧红,也许这些女性的身世之感让他感动罢。他喜欢的多是婉约一派,也合乎他温文尔雅的气质。

记得任二北先生到扬州师院任教时,石承先生告诉我,他幼年时曾得到过吴梅先生的指导,大概是给他改过诗。我当然知道任二北、唐圭璋、万云俊先生等诗词学巨子都是吴梅先生的高足,吴先生在中国近代词学方面的造诣,几乎无人比肩。我又知道他与章太炎先生有点远房本家或是别的渊源(他在外文系的老师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与太炎先生熟悉)。我见过他收藏的太炎先生的一横幅,上录《荀子·荣辱》一章曰:“憍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屏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意思是,戒骄慢,事恭俭,律己待人,以远耻辱。我有时想,石承先生颔首鞠躬的姿态,多少得自太炎先生的教诲。恭肃而俭约,也是在动荡而崩坏的时代里,保护自己,以远耻辱的唯一法门罢。那幅字一笔不苟,篆书,太炎先生真是古文家法。

石承先生的真正的老师其实既不是太炎先生,也不是吴梅先生,而是龙榆生先生。龙先生也是词学大师,他早年参与编辑的《词学季刊》是近代词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他的《唐宋词选注》是我大学时最喜欢的读本之一。但不知为什么,石承先生一直没有说起这段师生缘,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北上京城访学,才知道他在暨南念书时,是龙榆生和卢冀野(曲学专家,著有《饮虹五种》等)两先生的得意门生,且时有诗词唱和。因诗词深得老师的赏识,竟以外文系学生的身份,而在中文系给冀野先生代课。

临行前,他说有事要交代,让我去他家。我敲门进屋,先生端坐在客厅,显然是在等我。我问他有些什么要交代。他说要我先到镇江,找退休在家的蒋逸雪先生,请他写信给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王士菁,因为蒋先生是王的私塾老师,而且曾经资助过王念书。这样可以通过王的关系查阅鲁迅的藏书。而后又说,有件事相托,但不要对别人说起,是私事。我颇有点惊奇,章先生竟有私事托我,而且如此正式。这私事说来简单,后来我才觉得不寻常。章先生说,他是龙榆生先生的学生,但四十年代以后两相暌隔,而今龙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他颇想到北京扫墓,但身体如此,只能拜托我到墓上鞠躬致敬。他特别叮嘱说,要鞠三个躬。可是,章先生并不确切知道龙先生葬在哪里,于是又要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找龙先生的女儿龙顺宜,从她那里打听龙先生的墓的地点。

我依次而行。先坐船到镇江,找到病卧在床的蒋逸雪先生,请他写信。蒋先生旧学功底极好,除了出版过《刘鹗年谱》外,他对经学,特别是扬州学派深有研究。可惜那时研究经学几无可能,又因为扬州地方小,关系复杂,他一气之下自愿退休,回到距离镇江不远的一处乡间度日。深秋荒郊,蒋先生的家在一个稍高的土坡上,有绿树掩映。我找到那儿,进到屋里,昏暗的房子里躺着蒋先生夫妇,都在病中。我说明来意,转达章先生和我母亲的问候,蒋先生在床上草就给王士菁的信。我告别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登上破旧的公共汽车,看着车后扬起的尘土,心里有些沉重。因了蒋先生的信,加之王得后先生的帮忙,我顺利地查阅了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似乎不久之后,我也就得到蒋逸雪先生的死讯,据说是洗澡时无人照管、不慎落入烫水中烫伤后身亡。

在北京除了查阅鲁迅博物馆的藏书外,就是到北京图书馆找资料,我也就便在那里打听龙顺宜的下落,却遍访不得。后来见到一位老馆员,他告诉我说,龙顺宜早已退休,这里的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自然不知道。从他那里,我得到龙顺宜的地址。我已经记不得在哪一条街了,反正是一处北京寻常巷子里的大杂院,周围有许多人家,室内昏暗,那时已是年底,屋子里烧着炉子,仍觉得冷。龙顺宜和她的丈夫都在家里,听说我是石承先生的弟子既觉惊奇又觉感叹,因为时空暌隔,一晃几十年,当年章先生做龙先生的弟子时,龙顺宜还是个姑娘。那天的谈话,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龙女士先问我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是现代文学;她有些诧异,说,章先生是学词学的,怎么带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生?又问:你对周作人怎么看?那时学界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贡献开始重新评价,至于汉奸一节,虽然在十年之后也未能翻案。我自然也如是说。记得他们夫妇听罢长叹一声,说:老一代快死完了,年轻的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我知道我的回答让他们感到悲哀,可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答案,又为什么感到悲哀。但那叹息的声音我一直不能忘怀,总觉得自己少不更事,伤了老人的心,是不该的。

直到一九九〇年我在商洛山中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这才略知龙家与周作人的渊源。写到战后周作人被关押一节时,钱理群在注释中引了龙顺宜在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三月号上的文章《知堂老人在南京》。一九四六年六月,周作人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后,周作人的儿媳张炎芳给龙顺宜写信,托她照管周作人。此后龙氏姐弟每月或每十天便给周作人送些肉食,饼干,糕点之类,有时手头实在拮据,时间也会隔得长些。每年的冬天,龙顺宜为周作人拆洗棉衣、棉被。以后废名曾寄给周作人百元,也由龙顺宜转交。周作人在狱中翻译的英国劳斯的《希腊神与英雄与人》就是龙顺宜姐弟帮忙弄来的,自然还有其他的书。想必龙顺宜也读过周作人在狱中所写的那些诗歌,其中许多是托古自况。虽然说是“大声叫荒野,私语埋土穴”,但他吟咏“忍耻逾十载,遂尔破强吴”的范蠡,“吁嗟七十叟,投身饲酷儒”的李贽,再加上“‘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的自辩,对于龙氏姐弟而言,大概“了解之同情”是一定会有的。这些事使我知道龙家与周家的瓜葛,也使我知道为什么他们问起周作人的评价问题。但我隐约觉得,龙女士的问题背后还有些别的隐忧,是什么呢?

龙榆生先生的墓在西山的万安公墓,那时没有公共汽车通那里,需要坐车到一处,而后步行走过去。那时已是十二月,天色灰冷。我找到那里时,离公墓关门的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小时。万安公墓面积很大,一片片坟场。龙顺宜大概说了个方向,但并不确切。天色渐晚,我沿着一块块墓地慢慢地辨认。绝望之际,在一块极小墓碑上意外地看到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江西九江龙七之墓”,再无别的标记。我记得章先生说过龙先生排行老七,又是江西人,这定是龙先生的墓无疑了。不写出墓主的名字,大概是因了某种历史因由,“文革”时代这类事很多,我也见怪不怪。暮色中,北风里,我站直了,面对凄清的墓碑,向我从未谋面,也不知究里的墓中人,鞠躬凡三次。其时衰草瑟瑟,坟场无边,一片沉寂。那年我二十三岁。

回到扬州后,我去石承先生处报告,特别说到去龙先生墓上的经历。我记得先生的面色平静,什么也没说。对于龙先生的生平行述,我至今不是很清楚。不过,渐渐知道龙榆生与汪精卫是至交诗友,时有唱和。上海“孤岛”时期,如同周作人没有逃离北平一样,他没有离开“孤岛”,后来竟应召去了南京,就任博物馆馆长。他虽曾拒绝出卖文物,但这点个人的清高,掩不住大节有污,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不可能成为获得原谅的理由。他以汉奸罪入狱,先关在南京,后来迁至苏州。获释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当年石承先生在曲塘创办成达中学时,曾潜至上海邀请文化人赴苏北任教,其中就有他的榆师,却没想到龙先生已离沪赴宁。我终于知道石承先生不愿多说的原因。怎样叙述这样的历史,对于极重师道,又明白大义所在的先生,当然是艰难的。

我记得曾经与唐弢先生谈起“孤岛”时期的上海,那时他为了不给日本人做事,辞去了工作,贫病交加之下,一年间他失去了妻子、孩子和母亲等四位亲人。唐弢先生是位善解人意的人,性情也温厚,提及那段历史,语调仍是愤激的。那样的历史氛围,不可能提供理解其他选择的语境。而今一切已远。一个普通的文人,生当乱世,即是不幸。是非由历史决断,个人行为的后果却不能以无奈了结。时间的流逝并未改变是非的存在,但在这之外,也许还有对于飘摇的个人命运的悲悯?对于曾想恳请龙先生离开“孤岛”的石承先生而言,大义与私谊在历史之中如此相悖,心绪之迷乱是可想的。他有一首词,题为《燕山亭·寄怀榆师》,先说“秋老霜枫,凝赤乱霞,衬染悲凉天气”,又叙写“凭记当日追随,望云树苍苍,遣愁无计”,最后是“满眼兵戈,星尽散、旧游词辈。憔悴。常盼取、平安相寄”。感时挂念,无以相寄,只能遥祝平安,不过是难以言说中的人之常情。石承先生并非不知大义,但“指引,记娓娓长谈,夜深更灯晕”的师弟情谊,又如何安置?他所能解释的,也许就是用所谓时代的悲剧含蓄地诉说个人的无奈,在这无奈中还存有的个人品德的另一面:“叹浪翻波滚,溅白璧,岂损冰清玉润。……”(《丁香结·悼榆师》)我偶然悬想石承先生苍颜白发,引颈北望,念远伤怀,而又无缘展墓的情景,心中不能忘怀的正是他的人之常情。暌隔四十年后,他嘱我在龙先生的墓前为他鞠躬,那礼仪中蕴藏的,是一位后辈对自己的恩师的怀念之情,而我也在糊里糊涂中尽了一个弟子对老师的责任。

石承先生的晚年是悲凉的。在我毕业之前,他的脑子已经开始糊涂,后来发展到老年性痴呆。发病的初期,人们并不把他当作病人看待。我的故乡那时关系复杂,近乎冷酷,石承先生起初是记忆力大坏,但还勉力支撑,不过得不到体谅。我从北京回家探望父母时,也去看他,他虽然认得我,却迟迟叫不出我的名字。听说有一次他手提雨伞,作长征状走失,据见过他的一位孩子回忆,石承先生一脸严峻,给了他一个橘子后说,要留心坏人。后来许多邻居出动,终于在远郊找到他:他依然手提雨伞,如同持枪的战士,埋头行路,面色凄苦。此后石承先生一病不起,终至残红褪尽,至死没有摆脱人生的是是非非。先生长我半个世纪,一生行述,不是我这样的学生所能判断,但我的心里总觉得章先生是善良的,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里,像他这样敏感、自尊而又软弱的书生,能够闯过这样多的生活的裂缝,能够保留着那样的人之常情,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事。他面对别人时,即使是自己的学生,也总是面带微笑,谦恭有加,颔首鞠躬,现在想起来,除了习惯之外,也是一种对人、对己的敬畏罢。这样的敬畏之情,而今的世界里确乎是越来越少了。

白天在夜中奔驰,照拂着明暗之间的人们。对于石承先生,所能记起的也多是匆匆的人影,我觉得我似乎从未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也许明暗之间的人,也就是些影子罢。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样的文人,终至成为影子的呢?

(来源活字文化公众号,感谢扬州鉴藏友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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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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