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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野诗的古典情怀与现代意识

2018-10-29 09:2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苗霞 阅读

  心灵反抗与语言反叛
  ——论赵野诗的古典情怀与现代意识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苗霞
                  

  摘要:诗人赵野对古典性的最大发展是限定性恢复和创新性发展“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歌理想。“诗言志”首先体现为一种心灵反抗,赵野的诗总是切中这个时代根柢的精神创伤,体现出一种关系民族国家的政治无意识和时代关怀。同时还是一种语言反抗,语言反抗一则是清除和剥离语言上的时代油彩和时间刻痕,恢复词语的原初面貌;一则是使语言从物的硬壳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现代诗学的体现。心灵反抗和语言反抗与其说是二元衬补的关系,不如说是赵野诗歌的一体两面。

  关键词:古典诗学;现代诗学;诗言志

诗人赵野

诗人赵野

  对于诗人赵野来说,古典性倾向是其自觉的诗学追求和美学理念,对此他有种种明确的自我定位。譬如,他的诗学指导理念是——“我只是一个肉身,万物中的一种/如此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依于仁,游于艺/走在同类的坦途上”。(《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他写作的渊薮资源来自于——“衰败的长安的夜晚/和曲阜的黎明/以及安阳的黄昏/全注入同一条河流//这就是我啜饮的河水”。(《写作》)其诗歌发生学也是古典的无为而无不为——“春天,忽然想写一首诗/就像池塘生春草/杨树和柳树的飞絮/打开没有选择的记忆”(《天命之诗》)赵野的写作,自然而然,像花开流水,开乎所不得不开,流乎所不得不流。诗人常常“沉湎于一种旧式的感动”,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流泉飞瀑中——“唐宋濯我缨,明清濯我足”,桴浮于传统文化中或居或游。“存活在前朝的镜像里”。唯有深情无限地返视、抚摸中国文化母体,诗人在现代生活中才能时时处处看到传统的幻象:“天空清澈如先秦诸子/流淌出词语,一派光明”,“天空排列着整部史记/亡魂都悲泣命定的章节”,“真是喜悦啊,平常的一个日子/我竟见秦时明月汉时空山”,“溪谷飘着八世纪的烟岚”……这种想象图景所赖以生成的美学资源无疑是传统文化。

  既然诗人立意把古典性作为自己的诗歌风格,把历史传统作为抒情的内容,实际表现出来的诗歌创作其面貌确已达至诗人古典美的诗学理念。完全可以说,古典性是赵野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征,关于这一点已为多位论者所指出,已成为共识。但对于赵野诗歌的古典性,论者大抵从诗的内在结构、修辞的美妙细微的观察出发,着力点在语言修辞的词汇、语感、用典引古等方面上。诚然,从其选用的词汇、语言等特征来看,赵野渴望和心仪的亡灵生活在同一语言里,喜用一些古词古语“汝啊汝等”、“吾爱”、“连夕”、“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击壤歌”、“吾从周”、“噫吁嚱”……这一切与他抒情、华美的语言叙述结合成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古典美学风格。他的语言的总体语法和逻辑结构自然依据现代汉语方式,而某些局部如词语组合、从句、修辞术等则采用古代汉语方式。有些诗句干脆是对古典名句的巧妙化用,如“乡愁迎头撞向晚的渔舟”,“此时念想自彼时眼泪/菊花每开出两地乡愁”,“锦瑟无端翻往世声/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细雨沾衣欲湿,杏花风吹来/一片天,纷乱叙事如山瀑飞泻”,“万方多难中独上高台/天若有情,怜我昔年种柳”……关于它们背后的古典“原型”不难省察体味出。而在赵野的改写中仍不失传统的风采和神韵,又飘洒摇曳,动荡有致。如果说这是“引乎成辞” 的语典,那么“举乎故事”的“事典”在赵野笔下同样出色。

  这些都一再为论者所指出并赞赏,认为它们是赵野诗歌古典性的最佳体现,古典诗歌,可以说是赵野的一个语义模型,但他又极大地激发和解放了这种语义潜能。早在1988年《字的研究》和1990年的《汉语》就是明证,《字的研究》是如此诗意盎然的明确表述的——

  它们娇慵、倦怠,从那些垂亡的国度
  悠悠醒来,抖落片片雪花
  仿佛深宫的玫瑰,灿烂的星宿
  如此神秘得使我激动

  我自问,一个古老的字
  历尽劫难,怎样坚持理想
  现在它质朴、优雅,气息如兰
  决定了我的复活与死亡

  但我认为,赵野对古典的继承并不止步于此,他的诗歌质地闪烁着某种特殊的色泽和光彩,发散着某种特殊的古典精神。其每一个词语之顶巅及每一行诗句之深谷中“涌起沉船、马匹/以及君王和他们的数学”(《马匹》)“它们放出了一道道光华,我的眼前/升起长剑、水波和摇曳的梅花/蓝色的血管,纤美的脉络”。(《词的研究》)“修辞把春风,漫天的绿/与圣人气息,诗一样归来”。一些不相连的事物或现象如长剑、梅花、春风、血脉、马匹、君王、帝国、数学、沉船……奇异地并置在一起,既有绕指的柔美又有豪情慷慨的壮美,既有轻盈的喜悦又有哀叹的绝望,既可触可摸又幽眇飘忽,如穿云,如裂帛,如回肠,如荡气,如空还,如实垒,如凌空,如蹈地。诗歌意态既忧伤抒情又慷慨悲歌,在雄伟中有秀雅,壮美中有优美。这一切皆来源于赵野对传统独出机杼的继承和发展。更值得注意。

  继承传统一方面可以从语言、意境、意象上展开,另一方面可以从传统的根本精神和整体原则入手。关于这两者的关系可以借鉴钟惺在《诗归序》中的论点:“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诗歌创作的途径变化是“有穷”的,而创作诗歌的精神的变化是“无穷”的,途径有穷,而只在途径上下功夫,“操其有穷者以求变”,终于“不能为高”。“为高”的只能是后者——继承传统从其根本精神和整体原则入手。再者,前者显,后者隐;前者易,后者难。赵野从显走向隐,从易走向难。这是他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对古典性的最大发展——具体体现在赵野诗歌限定性恢复和创新性发展“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歌理想上。其实关于这一点,诗人自己的话可以有力佐证:“诗歌情怀是万古愁和天下忧,是我的经验与思索的一种自我表达,以及为了这种表达,我对汉语之美的努力抵达。”只是常被论者不同程度地忽略而已!

  一、“诗言志”的限定性恢复:心灵反抗

  早在上古《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诗歌主张后,“诗言志”就成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语),并一直蜿蜒覆盖古典诗发展的整个过程。“志”是什么,和“情”相比有什么本质区别?“志”是人的社会情感,而“情”则是人的自然情感。后来,魏晋时期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宋代倡导“诗道性”的诗学本体观,都是“诗言志”程度不同的变体。只是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历代文人往往把“志”解释为合乎中国礼教传统的思想,如《诗大序》把“诗言志”的宗旨定位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而以“情”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遂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在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正统和主流话语的社会里,传统文人总怀抱“先天下之忧而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宏愿。杜甫是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杜甫出生在世代“奉儒为官”的家庭,自幼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和熏陶,一心想走“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但是在当权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生活的磨炼中,杜甫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这样的认知,我国文学史上不少诗人也曾达到过。但“杜甫杰出的地方在于他突破了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始终采取面对现实,投身政治的积极态度,而把个人的穷达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1所以杜甫在诗中频频表达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普世情怀,立志于“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诗言志”的情怀在古典诗中的高峰所在是凝聚在他的五律《春望》一诗上。“春望”是杜甫之哀,屈原之哀,漆园之哀,是杜甫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时代关怀和社会情感、万古愁和天下忧的总象征。

  “春望”一代一代。自古而然,于今为然。今天,赵野仍坚定地守望着这种“春望”情结——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践行着“诗言志”的古老命题。在赵野看来,“文明得有一个态度/生命也需要交代”,(《致钟鸣》)出于知识分子良知和角色的自我确证以及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赵野的诗总是切中这个时代根柢的精神创伤,体现出一种关系民族国家的政治无意识和时代关怀。知识的力量和文人的良知使赵野敏锐洞察到时代的广谱症候,并为之准确书写下判词断语——

  时代变得如此离奇古怪
  全然失去真实模样
  大雨倾盆,各路魑魅张狂
  苍山现出重重劫象
  看破了满屏世故的眼白
  和一颗颗熟透的樱桃
  ……
  (《苍山下˙时代》)

  在对现时代、社会做情感关切和道德伦理诊断时,赵野还把这一视角引入到历史反思之中,在历史上他看到了曾经的春秋战事、三世纪的屠戮,十世纪的饥饿……这些不同的历史系列有着其特定的、不可化约的历史内涵,它们和今天、现在处于同一水平之上,互相纠缠又互相歧异。赵野更多是用历史的长度——更长远的眼光,用历史中的感受者,用感受者的鲜活心灵去体验这个时代,即发现:即使到了今天,历史的纠葛也会延续至当今,许多历史的旧物依然是今天活的现实。反之,显得很新的东西也许只是某种已被遗忘的东西而已。我们不仅要理解历史,更要理解的是:历史如何延伸到现在,它如何从过去驶入了现实的、茫然的生活沼泽地。在现实和历史互相鉴照中赵野更把“兴亡看透”,指陈传统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种种恶质、愚盲与非道德因素,并集聚自己所有的力量来与恶势力作心灵的、精神的、道德的斗争,这种泣血哀世之歌就是一首首“杜鹃的重音”或曰“哀歌”。如其:

  我吃下的毒素
  让我成为另外一种毒
  闪电带泪,钟起飞
  不忍再见村庄与流水
  
  异乡人,召回往世的声音
  把恨溯向源头
  让他们的谎言报废
  为历史纳税
  (《哀歌八章》之三)

  这一行行“诛心”之言敲响的是诗人个人心灵反抗的鼓点,这心灵反抗是如此的持久、深入、决绝,致使在其历史观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其道德的想象力和领悟力上、以及在其心理的敏感程度和洞见上,都是那么独特于当代诗坛和众多诗人。在这方面,来自于“第三代”诗人阵营的赵野,无疑继承了前辈“朦胧诗人”的精神理念和批判立场。“北岛们的诗给同代人及稍后一代诗人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他们用特定的诗的语词陈述了面对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时,人的良知、智慧和心灵所具有的特定痛苦、压抑、焦灼、惊恐以及醒悟等等,更在于它们昭示了诗人面对任何现实境况时,理所当然应当保持的身份和姿态,即始终保持着诗的良知,在一种真正的独立性中表达对于现实价值的深切注意和关怀。他们为表达独立的思考和真实的感情而抒写这一毫不含糊的姿态,对后来者的影响是无可回避的。”2然而不然,北岛的抒情主体是一位爱憎分明、大义凛然、铿锵有力的现代革命志士形象;赵野笔下的抒情主体是一位多情、忧伤、睿智、明澈,着宽袍广袖的传统文人形象,是杜甫“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的现代重影。故二者诗歌的意态自截然判然。

  诗人一方面是“文章痛哭秋风”,用诗歌铭刻时代的苦难、生存的绝望,但他内心也同时痛心疾首地不得不承认:

  灿烂的诗歌承负了
  多少伤痛和悲情
  不论黎明的卧轨
  还是黄昏的屠戮
  而傲慢的时间终会
  把一切变成往事
  当时明月朗朗
  照彻天下城楼
  (《中年写作》)

  岁月凶残,死亡以加速度来临
  又以加速度被忘记
  (《苍山下˙夜雨》)

  同样,《时间˙1990》一诗也是如此的哀叹,哀叹时间所拥有的遗忘的力量会将人类的意识抛进可怕的记忆空洞之中,同时亦将存在的意义一笔抹杀引向虚无。但诗人敢于和时间暴政抗争,他铿锵有力地宣判:“遗忘在一切愚行中/最不值得宽恕”!让我想起昌耀写于1980年初的《慈航》,里面曾有两句相近的诗句:

  我不理解遗忘。
  也不习惯麻木。

  与遗忘做斗争就是在无奈和虚无的底色下,自愿起来接受命运,承担责任。在中国,努力与遗忘做斗争的最有名事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巴金老人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曾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在中国建立一座“文革”档案馆——其意也正在于以史为鉴,但至今未果。

  “鹧鸪不发浮世声,只为/崩溃的天下寻找词汇”。就是这样,立足于当今,通过抒发现时代的“春望”情结、万古愁和天下忧,赵野恢复“诗言志”这个古老诗歌信念的新生命,恢复它的伟大意义并把其回声延续到现在,使之在21世纪的诗坛上重现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言志”的意义上,在诗的名道救世的良知上,赵野一直写的乃是同一首诗,“知白守黑中/反复写作同一首诗”,一首“能开出一片山河”的好诗。这样的好诗作为一个解剖时代的参照物是极其有效的,是时代的镜子,既能显影又能留影。

  二、“诗言志”的创新性发展:语言反抗

  上述是赵野对“诗言志”在当今时代的限定性恢复,他剔除其中腐朽的一面,保留从古至今知识分子永恒良知激发出的万古愁和天下忧。但作为诗歌的现代性,赵野又创新性发展了它,把心灵反抗转化为语言反抗。这里的“语言反抗”何谓?一则是指清除和剥离语言上的时代油彩和时间刻痕,恢复词语的原初面貌,“让天下重归天下/让人民成为人民”,一切各归其位。语言只有回到其原初状态,才能直抵存在本身。二则是使语言从物的硬壳中解放出来,即赵野所谓的“格物开花”。无疑,这种“语言反抗”体现了“言语的自觉性”,走的是格物穷形、透知见理的一种现代诗学特征的语言新变境,对赵野来说,“社会学革命正遁入语言学革命的巨大荫蔽里”(陈先发语),心灵反抗和语言反抗成为其诗歌的一体两面。有诗为证:

  拒绝时代的胁迫
  和那些虚妄的可能性
  将纯洁词语的战争
  进行到骨头深处
  当风中听到神灵
  云上种植树木
  汉语之美,捍卫着
  帝国最后的疆土
  (《中年写作》)

  词与物不合,这世纪的
  热病,让鸟惊心
  时代妄自尊大
  人民从不长进
                
  羊群走失了,道路太多
  我期待修辞复活
  为自然留出余地
  尘光各得其所
  (《春望》)

  可以看出,赵野写作的出发点不惟是个人的心灵反抗,更是个人的语言反抗。产生这种双重反抗的叠合有多重不同原因:现实的、诗学的、现代性的。现实原因是:历史上很多时期,出自统治阶级的单一世界观压倒一切,政党掌握着彻底的“文化霸权”(葛兰西语)。全能主义的政治、政治性国家体制借助于修辞的方式把一个个意识形态价值系统强制性塞给了人们,以反常识和反人性的姿态,对人们进行强制性的价值灌输与精神洗脑,并且在其中“完成了对现代民族语言的改造,它系统地、彻底地颠倒了语义:公仆就是老爷,主人就是奴隶,民主就是专政,自由就是集中,共和就是压迫,服务就是剥夺,真理就是谎言,宣传就是欺诈,革命就是反革命,政治就是治安。”3在这个文字魅影重重的魍魉时代里,赵野立誓要与词语上的阴魂亡灵斗争,给众多的权力无远弗届的“镇治符号”和“假大空”的“宏大叙事”去魅和解构,以还词语本来的清晰,让“素颜的知识成为人间法”。《赞美落日》里有诗意盎然的深刻表现——

  种种宏大叙事
  编织炫目的网罗
  巧言仿佛阡陌
  丛林里纵横交错
  山水啊,田园啊
  哪儿是栖身之所
  君子何为?我还要
  面对这古老的命题

  叠合的另一重原因是现代诗学要求的:诗是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产生美感的一种文学形式,诗歌写作是对语言乌托邦的营建。转换成海德格尔的话即是:“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得从语言之本质那里获得理解。”这样就带来现代诗学上的必然要求:对一切生存的表现最后必然表现为语言上的复杂、语言上的张力。就意义的探究而言,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话语的世界。话语是这世界惟一可以得到求证的东西。“如果时代的困境不被洞察并被精准表达出来,那么它就不存在。所以全部困境本质上只是语言的困境。写作者个体并非什么显微镜,事实上,体现在个体之上的困境体量,等同于整个时代的困境体量;从体量维度来讨论,时而确属必要。”(陈先发语)赵野企望用语言分担存在的沉重、时代的苦难,其诗歌写作的过程势必就是语言和存在同时打开的过程,心灵反抗与语言反抗自然会合为一流。

  叠合的再一重原因是现代性的内在悖反:现代性是一个包含几重辩证对立的总体性概念。从启蒙现代性来看,“现代性就首先应当理解为一种话语模式,它强行规定了客体的意义(而不是让客体的意义自行显示出来),而这种意义必定是单一的、逻辑的、目的论的。这种话语模式正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政治美学化”的典型情形,也就是说,社会形态采取了修辞的手段规定了自身在历史理性范围内的合法性。”4 从审美现代性来看,它必须要颠覆、瓦解启蒙现代性的确定性、逻辑性、一元论,这种反抗既是心灵上的又是语言上的。

  出于上述多种原因,赵野“誓要词与物彼此唤醒”,锤炼语言,将其扩展到坚韧的程度以容纳最大意识量的需要。与其说赵野的思维图式是心灵反抗和语言反抗编织成的“二元补衬”,还不如说他把二者泛非莫辩地叠加化合为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由此,赵野诗歌的种种修辞及意识形态“兼容了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了扭结一体的思考。”(陈超语)思考里既有古典性的反观回瞥,又有现代性的反思创新,古典诗学和现代诗学原本是“各美其美”,但赵野使其“美美与共”,因此使自己的个体诗学实现了融创性(耿占春语),即在视界融合基础上的原创能力。叠合一起的二元对抗使赵野对语言与现实间的联系,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的问题,做出了富有意义的诗歌实践。

  三、富于启示性的时代意义:从古典出发

  就这样,赵野 “诗言志”的情感诉求转换成了双重反抗:心灵反抗与语言反抗,心灵反抗之后的归宿落于——

  那是我梦寐的清明厚土
  日月山川仿佛醇酒
  君子知耻,花开在节气
  玄学被放逐,另一种气候
  湿润,明朗,带转世之美
  素颜的知识成为人间法
  松风传来击壤歌,噫吁嚱
  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
  (《剩山》)

  语言反抗之后的归宿落于——

  要开启一种
  文明的叙事
  像记忆的刀刃

  划破今夜的月亮
  唤醒我们
  并带我们回家
  (《虚构一次流亡》)

  一则是诗人把自己的精神“圣地”定位于“周”,在古代典籍中“周”是一个崇礼乐、七情正、天人乐的朝代,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一则是要努力建设成一种能“带我们回家”的言说叙事。二者均体现出一种“回返”的努力倾向。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浅薄地把它们作为“返古”理解。我们知道,任何“返古”都是痴人说梦,因为浩大的历史意志裹挟着渺小的个体使之身不由己地一直往前走,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做“返古”梦,只是借无法企及的美梦来温暖自己寒冷的时代处境,以助温慰而已。赵野是要“返”,但那是“返璞归真”的“返”,他希望人心去掉躁欲,文明幽深绵长,叙事朴拙无巧,直抵存在本身。

  赵野诗歌的这种古典情怀放置在当下宏阔的时代语境中来理解来阐释,其意义可能更显豁。

  赵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时即保持着“回返”的姿态,至80年代中后期已形成自己成熟的古典风格,早于当代诗歌界对古典文化的主动诉求。在这方面,赵野起了先锋作用。当代诗歌界主动对古典的情感诉求是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现代性的疯狂浪潮中,本土文化明显受到全球化文化的影响和猛烈冲击。对之局面,文学界开始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何处去?很多作家开始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艺术追求和民族文化的自觉。此时,理论界对传统文化也重新倡导与大力阐发。以新儒学为例,60年代即在港台及海外崛起的新儒学经过逐渐发展,终于在大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始成为显学。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当代诗歌何为?73岁的“九叶”诗人郑敏首先发声。

  1993年,郑敏在《文学评论》一期上发表一篇2万多字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此文一经刊出,就引起文坛极大反响。在该文中,诗人从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的关系入手,提出新诗创作创新性继承传统的必不可少,并为历史上我们对传统的错误批判,乃至弃置不用而痛惜不已!历史已远矣。重要的是做好当下新诗的发展。随后,诗人又相继抛出一系列关乎传统与中国新诗创作关系的文章:如《语言符号的滑动与民族无意识》、《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传统与现代笔谈:重建传统意识与新诗走向成熟》……。这些文章或从小的视角如语言的特性、意象、意境、声律、诗的艺术手法等方面切入,或从大的视阈如文化的发展方面扫描,目的只有一个,当下汉诗的现代性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要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的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置,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未来的汉语诗歌创新的灵感。”5

  郑敏作为一个完全西化的诗人并在诗歌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何以会在晚年再回首传统?是什么样的文学情景、历史契机触发诱惑了她的这一回顾?难道说,仅仅是一场“游子思归”的情感波动?一个大半生漂泊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的人在晚年的一次“精神回家”?非也!我认为这绝非一次偶然的个体心理和心智转换。深层原因乃是个体的文学脉搏和宏大的文学情势、时代语境跳动着同一频幅,郑敏的“回顾”可谓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趋势、诗歌的根本,它是出于一个诗人的超级敏感心,其基点是搁置在社会文化变革的总基面上的,体现的是高超的社会识力和精深的文学洞察力。

  从史论上看,现代诗歌是对古典诗歌彻底革命和完全颠覆后借鉴西方诗歌(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八事”和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主张的一定程度相似性来看)产出的新生儿。现代诗歌是无传统的,它和古典诗歌是非继承关系,即是宕开一笔的旁生。所以鲁迅认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6中国新诗最初生根于西方现代性诗歌,后来也一直把之作为镜像之物处处时时来鉴照自己、调校自己。到了世纪末,诗家们开始问道:我们新诗的主体性何在?没有主体性之物永远都是“他者”。遂引发郑敏一批优秀诗人和诗论家的深深思索。中国新诗产生的契机是胡适受美国意象派诗歌主张触发而产生,美国意象派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一个潮头。意象派的产生是庞德受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汉字的启示而发。这即是说西方现代性产生的渊薮竟然是中国古典诗词,那么当今新诗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为何不能创新性地继承传统呢?这是郑敏对新诗起源和发展轨迹分梳整理后自然而然得出的疑问,其实,答案就在问题中。对之,赵野以实际创作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赵野在继承传统上不存在任何问题。问题有之:赵野诗篇之间的落差较大,有的诗歌如同习作,有的诗篇则在某一向度上,直抵当代汉语之美的高峰。当然伟大如杜甫者也有老手颓唐之时,他的1400多首诗歌也不都是金子,也有少许鱼目、砂砾。但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其诗作应稳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艺术水准之上才是。在对古典的运用上,赵野还时有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弊端。在创作上因过分追求古典性的细致精巧,也难免有辞繁气弱之弊,即使气势勉强顶了上去,也有用力过度、叫嚣之嫌疑,丧失了自然性。也许,这只是来自严酷的批评目光的苛责之论。但人总有一个思维惯势,对于优秀之人总苛求他更优秀,乃至完美,否则,对于一个凡庸,妄言高标准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一切,赵野在对传统、古典的继承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优和弊,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无不具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我想,这才是赵野诗歌最大的诗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所在吧。
  
  作者简介:苗霞, 1977.4—, 女,河南兰考,供职于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注释:

  1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2 李振声:《季节轮换》,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3 耿占春:《世俗社会与诗歌》,张曙光等主编:《中国诗歌评论》2012年秋季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4 杨小滨:《历史与修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5 张清华主编:《郑敏的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4-285页。
  6 鲁迅:《“中国杰出小说”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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